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，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典范，不僅有利于提升粵港澳大灣區“居民”的歸屬感，還有助于將灣區打造成一個融合融通的國內經濟融合體，推動大灣區各產業高質量發展。

近一百年來，粵港澳見證了我國從百廢待興到全面脫貧、發展欣欣向榮。1923年6月12日，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，粵港澳見證了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，見證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眾運動的開始;1978年，粵港澳見證了改革開放拉開序幕，見證深圳經濟特區創造的“深圳速度”;1997年7月1日、1999年12月20日，粵港澳見證了我國政府對香港、澳門恢復行使主權;2019年2月18日，中共中央、國務院印發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》，提出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，國際一流灣區。

在此完全可以說，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、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，取得的發展成就更是道路自信的生動實踐。按照規劃綱要，粵港澳大灣區不僅要建成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、國際科技創新中心、“一帶一路”建設的重要支撐、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區，還要打造成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，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典范。近年來，國家不斷出臺有關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重要文件，可見其在國家發展戰略中有著重要的地位。

從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功能定位來看，各城市各司其職。廣州作為廣東省省會，同時發揮重要經濟功能與政治功能，廣州擁有多所雙一流、985、211高校，為粵港澳大灣區儲備了許多優秀人才;深圳和珠海地處沿海，分別與香港、澳門為鄰居，加上機場、港口、軌道交通較為完善，產業多以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主，即重點發展高精尖的科技創新產業，這也令兩座城市成為當之無愧的創新之城;東莞、佛山、中山等城市與廣州、深圳形成科技配套，多以技術密集型產業和人口密集型產業為主，圍繞制造、加工等環節發展創新;香港、澳門則是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，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，兩地旅游業尤其澳門旅游業是產業吸金重點，每年都能夠吸引大量游客到訪，旅游市場氣息十分濃厚。

以此來看，各城市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組成中“分工明確”，創新、金融、產業、人才、技術、旅游等方面，構成了一個龐大而又相對完整的生態網絡，使得產業足以在大灣區中實現國內循環。各城市在聚焦某專業領域時，又在城市發展建設中做到均衡發展，城市之間做到相互溝通和協助，形成較好的協同發展格局。

我們要思考的是，如何不負國家厚望，發揮40年前深圳改革開放那種“敢為天下先”的精氣神，將這種敢闖敢干的精神融入到地域范圍更大、產業涉足更廣、制度存在差異的粵港澳區域中。無論粵港澳大灣區這一國家重大戰略提出與否，這塊土地都是客觀存在的，時代對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視并不是對這一大片土地的垂涎，而是對這片土地上的人、思維和制度的垂青。

需要著重指出的是，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應繼續發展特色，在保證城市正常發展的前提下，鍛造出城市自身的“專業技能”。例如香港和澳門在大灣區的角色扮演中，可以更多地從境外金融、商貿、旅游等多方面尋找突破口，為灣區城市的海外貿易提供發展機會;深圳可以進一步深化創新驅動城市升級的探索，輸出優質科技成果，為其他城市的發展提供借鑒經驗;東莞則要繼續發揮制造業專長，與周邊城市相關配合、互相融合發展，進一步提升制造業和服務業能力。其他城市也應進一步發揮自身特色，在整體規劃的統領下將各自特色融合成更為強大的發展動力。

未來，隨著交通工具的升級，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員流動將更加頻繁，跨市通勤的情況將更為普遍，這也意味著灣區在發展過程中，各城市潛移默化間發生融合。融合也是大灣區發展的關鍵，各城市在保證自身發展的情況下，上級政府該如何高屋建瓴出臺規劃、政策，各城市之間該如何溝通、討論出合作共建協議，出臺的政策和協議又由誰來執行、統籌和監督?

總體來看，大灣區中需保持相同或相近的政策。例如商事環境，同一個人或組織在灣區內不同城市開辦企業，其政策、方式、流程等應一致或趨同，務必要做到讓群眾少跑甚至不用跑;或者，在沒有公共衛生危機或其它應急管控的前提下，人員可以隨意在大灣區內的各城市流動，而不受各地居住證、當地社保醫保等政策各異的約束?？傊瑢⒒浉郯拇鬄硡^打造成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，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典范，不但有利于提升粵港澳大灣區“居民”的歸屬感和榮譽感，而且還有助于將灣區打造成一個融合融通的國內經濟融合體，進而推動大灣區各類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。